陈立平：社区商业的未来在于抓住“黄金老年人”

• 来源：超市老万零售圈

【编者按】本文内容来自于2020年5月30日的在线直播，陈立平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访谈者万明治为第五次零售革命理论践行者、资深零售专家、启领商学院创始人。

陈立平：万总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很荣幸今天能做客启领零售江湖直播间。

万明治：陈教授之前学的是哲学，人大毕业之后，去了日本学习经济。在出国潮年代，您受日本经济文化的影响还是比较深远的，比如待人彬彬有礼，做事一丝不苟，还很喜欢跑马拉松等等，但最后您选择回国教书育人。大家对您的经历非常感兴趣，能同我们谈谈吗？

三次赴日学习

陈立平：1984年我从人大哲学系毕业，毕业后进入北京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当老师，讲历史唯物主义课程。1986年，当时北京商业局选拔去日本留学！我报名参加，并顺利通过了日语考试。我清楚地记得1986年4月1日到了日本。

国家选拔人才去日本留学，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而我去日本主要学习日本服务行业的质量管理。当时的工业企业是全面质量管理，但服务性行业的质量管理还没有形成体系。而且1986年中国百废俱兴，零售业除了国有零售业，就是农贸市场的个体户，当时商品紧缺，尤其是家用电器，也因为短缺经济，所以服务质量很差。当时政府呼吁“五讲四美三热爱”，因此派我去学日本的服务质量管理，回来改善我们服务行业的质量。

我到日本看到的第一本书就是《流通入门》，从书本中我了解到流通是怎么回事，零售业是怎么回事，还有零售业态、库存周转等知识。1986年我到日本学习，是我人生中的巨大转折，当时中日差距非常大，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之外的世界，看到日本的零售业。当时在日本的东吴百货店实习了三个月，在柜台上卖毛衣，我每天跟售货员一起上班下班，参加各种各样的晨会，深入了解日本零售百货业的运作。虽然当时还是一个初学者的心态，但整个商业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从那时就植入了我的职业生涯中。

回国以后，我主要负责质量管理，作为北京市质量管理协会第三产业委员会主任，我到北京的很多零售企业去辅导他们，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我也是在当时认识了超市发的李燕川李总，非常精神的小伙子。所以通过日本留学，学习服务业的质量管理，致使我从哲学转入到了商业。

万明治：您当时在日本学习了企业的管理与经营，后来又在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来回跑，并在日本完成了硕士博士学位，请继续介绍。

陈立平：1991年我第二次公派到日本去留学，去明治大学读研究生，当时我选择了商学院，我的老师木元近一朗主要研究关于消费者的问题。那两年，我同时还在7-11打工，从店里的伙计做到管理两家店的店长，并参与了公司很多品类的开发工作。

1995年我受村松幸广教授的邀请，到爱知大学学习，主要研究关注零售业。到了1999年我回到国内，进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5年我又到日本读博士，我的导师原田英生是日本研究渠道方面的教授。所以2008年我回来以后，主要做理论性研究，发表了很多关于“入场费”问题的论文和言论。1999年我在一个饭局上认识了顾国建老师，有一次他让我去给他“救场”，介绍日本的超市行业。因为这个契机，我进入了超市领域。

中日两国90后完全不同

万明治：陈教授的经历跟很多大学教授不太一样，他将理论跟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那么在陈教授介绍了自己的背景之后，我想问问陈教授，你在日本学习研究多年，随着社会变迁、历史变迁，还有商业社会的变迁，您认为日本的年轻人同咱们中国的年轻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比如人生观、世界观、事业观？

陈立平：首先，我们把中日之间的年轻人限定为90后，我觉得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日本1992年以后泡沫经济崩溃，1997年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九十年代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的十年，内部失业，经济停滞，出口下降，企业倒闭。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因不良债权引起了一系列的银行和证券公司倒闭，震动全世界。因此日本90后一出生，就看到父母事业，家庭经济处于困顿之中，他们从小成长的环境是日本的衰退环境。因此诸如“无欲望社会”等说法，是年轻人对社会泡沫经济崩溃以后的反应。

另一方面，九十年代的经济崩溃，又赶上日本老龄化，所以说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我之所以呼吁大家要高度重视老龄化，就是从日本得出来的经验和教训。日本是一个员工序列制国家，老年人基本上控制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老年人选举影响政策，老年人在公司不退休，堵住了很多年轻人的晋升支柱。因此日本九十年代的变革，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巨大。

而中国的90后则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幼儿园和小学是中国经济高涨时期，上中学时经历了北京奥运会，也是爱国主义高涨时期。因此中国的90后经历了中国经济的沸腾，经历了中国对社会高速经济增长的实惠。因此两者如果做比较，他们的生活环境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生活态度不一样，对消费的影响也明显不同。

但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中国的90后很亲日，这一点我们应该承认。日本打开了国门，放宽了到日本旅游的签证，第一批去日本旅游的就是90后，从小受日本动漫的影响。同时也受日本90后生活方式的影响，如不婚族、啃老族等。所以我个人理解日本90后对中国90后的影响更多的是负面影响，对消费没有太大的贡献。

万明治：您曾经说过，日本年轻人在创业这一块有不一样的想法。中国的年轻人创业总跟AI、大数据、互联网相关，显得非常高大上。而日本年轻人如果创业会选择非常接地气的行业，如鞋店、宠物店等，一个几平方的小店，做一个小小创业者。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陈立平：从西方七个发达国家的实际调查来看，日本的年轻人目前是不创业、不留学、不出国旅游，所以日本现在的年轻人价值取向只是向自己内部的生活圈子看。尽管有很多人都在讲日本的匠人精神，但我觉得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年轻一代人的价值取向和他所处的环境有极大关系，日本年轻人经历过九十年代的泡沫经济崩溃、地震灾害，以及政治不稳定，在心理上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集中在创业角度，中国的90后是非常具有进取精神的一代。中国的90后可能是和欧美完全接轨、对话的一代，他们开放、接受最好的教育。

而且中国90后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中产阶级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女性占比非常大。谈到和日本的相同点，就是整个社会的零售逐渐趋向女性化。日本所有的零售业女性感非常强，从超市、便利店到杂货店、餐饮店等，产品的创新几乎都带有女性化。虽然这和日本的传统有关，但反映在国内也是如此。社会逐渐趋向于女性化，这给零售业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未来他们对零售业、超市、便利店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才是关键所在。

中国社区商业将逐步回归社会化功能

万明治：刚才陈教授聊到，整个零售社会，女性占有重要地位。的确，零售业中比重最大的部分——“女人加嘴巴，大手拉小手”。

接下来我们正式切入今天的话题，这几年，您一直在中国倡导“社区商业”，认为社区商业才是中国零售业者需要特别关注的业态。如果把购物中心比作城市主动脉，那社区商业是否就相当于是城市的毛细血管。过去我因为工作关系，关注欧美较多，例如美国社区商业的特点是以地域居住区为载体,主要服务区域内的社区群众，通过多种商业业态、业种和功能集聚，提供满足日常物质、精神生活需求商品和服务的属地型商业。在美国，社区商业占全国商业总零售比例达60%-70%，而中国仅为30%-40%，因此我们认为社区商业是一块待深开发的富饶地。

陈教授您多年从事研究日本商业社会的演变，得出结论——中国正是发展社区商业的大时代。那目前中国处于哪个阶段？对比日本，我们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学习和改进，您能具体给大家讲解一下吗？

陈立平：其实中国的社区商业和欧美的社区商业并不处于同一概念。中国的社区商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从北京市海淀区开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定于北京，1954年国家机关开始迁入海淀区，国家在海淀区建立了八大学院，因此海淀区在50年代人口暴增。后来还有各兵种的总部也建在海淀区。因此，如此大流量的人进入北京，且以大院为中心结构，如何保障这些人的日常生活成了难题。

因此50年代后期，加强网点建设，保障供应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我们社区商业网点的发展概念，以及社区商业的供应概念，都建立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到了60年代，中国是配给制，以居委会为中心来限定购买空间。通过领粮票，领布票，领肉票，领副食券，到规定的商店进行购买。从政府角度而言，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通过行政系统来划分配置，这就是中国社区商业的发展。

欧洲的社区商业是共同体概念，以宗教、血缘、社会连带关系建立。欧洲的社区商业从50年代开始，主要功能是给社区创造价值，解决就业问题，解决社区的供应问题。欧洲的社区商业概念和日本的社区商业概念，更多地是从社会角度去考虑。而中国的社区商业更多地是从商业角度来考虑，因此中国的社区商业讲究重商主义，强调做生意，强调在地域开店满足居民消费。中国从计划经济到现在的发展过程，经过90年代的城市化发展，实际上就是保障供应，满足居民需求。

新千年以后的十年，中国社区商业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社区出现了新形态——小区。中国的社会管理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中国不了解社区变化，就不能了解社区商业的变化。所以从90年代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社区商业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社区商业的根本，在于理解社区商业人的变化，这一点非常重要。

2010年以后之所以谈社区商业，主要是人口进入老龄化。老年人走不远，随着线上的发展，社区商业逐渐从重商主义回归到社会责任。这是中国社区商业最重要的变化。因此，从欧洲和日本的角度看，社区商业就是老龄化概念。真正的社区商业就是那些走不远的老年人，那些不能下楼的老年人，这是社区商业未来服务的主体之一。

另外日本很重视社区商业，主要是从居家养老角度而言，社区商业实际上是居家养老的一个主要支持体，没有社区商业，居家养老不能成立。同时日本是少子化国家，要想鼓励人们多生孩子，就要让他们买东西方便，享受到好的服务。所以日本的社区商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启示，中国的社区商业也应该逐渐回归社会化功能。

社区商业应该抓住“黄金老年人”

万明治：刚才陈教授提到欧美的社区商业、日本的社区商业和中国的社区商业，发展的轨迹不太一样。另外，关于社区商业，您一直在强调，社区商业是以老人为中心的，银发市场将推动中国社区商业大发展。为什么是老人？我们的大卖场不一直聚焦的老年人市场吗？但如今江河日下，好多零售人言必称迎合年轻人的需要，要抓住未来市场。您为什么一再强调银发族呢？

陈立平：银发族是对老年人的通称，谈到银发族，必须把老年人划分为几个阶段，按照国际标准应该叫前期老龄化和后期老龄化。前期老龄化指的是75岁以下的老年人，在中国是指60-75岁老人，日本指65-75岁老年，75岁以上的老年人叫后期老年人。

前期老龄化的老人是社区商业的主要消费者，无论是在生鲜超市还是大卖场、社区超市。另外50后60后是我们社会中最富裕的一代，经过了改革开放，赶上拆迁等，因此50后60后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承载者。因此50后60后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50后60后一旦进入老龄化，中国的银发市场会呈现爆发式增长。

再者，老年人有时间，他们愿意做饭，关注健康。因此老龄市场是社区商业的主要支持载体，尤其是前期老龄化。因为中国的退休年龄要更早一些，所以中国社区商业的主要消费群体是45岁到65岁到75岁这一代人。

万明治：刚才在直播间，李燕川总也进行了补充，80后90后是便利店的主力，50后60后70后是超市的主力，叫做黄金中老年。尤其是60后，是中国第一代富裕的中坚力量，是随着改革开放得到红利的人。40后50后和60后，作为年轻人的父辈，进入老龄化特别重视健康，重视休闲。陈教授也提到了一个重要观点，年轻人的确有闲、有追求、有梦想，敢于尝试新鲜事物，但他们不是最有钱的，他的钱部分来自父辈，虽然可以影响父母的购物决策，但不是真正拥有，所以持续性有一定问题。因此陈教授特别强调银发族对社区商业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陈立平：中国和日本还有一点不同，日本社会除了老年人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在主导社区生鲜超市，那就是家庭主妇。中国其实没有家庭主妇来主导消费市场，老年人虽然注重健康，但也特别注重性价比。

除了老年人市场，中国还很欠缺主妇市场。中国女性的社会职业参与率非常高，约70%，而日本才50%左右。所以主妇市场的缺失，是我们和日本市场比较明显的特征。市场缺少主妇来主导，那市场肯定是粗糙的、不便利的、不注重健康和营养的。

日本超市最大的特点就是生活提案型超市，给你生活解决问题，而中国的超市就是卖商品。没有主妇市场，就没有生活体验，如何吃得好，吃的健康，且节约时间，如何让老人和孩子花不多的钱，吃到最有营养的配餐。这是我从消费者角度去考虑的一些考虑。

万明治：确实，家里有家庭主妇的家庭，家里会收拾得非常妥帖，相对生活上也会更为精致，是生活质量的体现。但如果大家都忙于工作，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享受生活，因此，中国的超市行业、购物中心，对于生活精细化这一块的产品或体验相对较少。刚才陈教授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需求产生发明，需求产生创造。

陈立平：很多人问我，中国和日本零售业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于理念不一。日本超市的经营理念就是以顾客为中心，去发掘顾客需求，创造顾客需求。而我们和日本的差距就是在理念上，在对顾客的理解上，我们对顾客的理解能力非常差，把顾客需求转化成商品的能力非常差。这是我们对整个社会经营体系理念的一个大欠缺。

比如说商品，中国的商品目前在开发上是一个较大问题。但也是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中国制造推动世界零售业的发展，没有中国制造就没Aldi、优衣库、无印良品、沃尔玛、家乐福都等，折扣超市是不存在的，他们的上游生产都是在中国。

我们不能只站在零售角度，而应该站在流通角度，以顾客为驱动。这是我们和日本的一个很大差距，从整个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让渡价值，或给顾客创造的价值。我们应该冷静看待中国社会，我们过分强调零售作用，忽视了流通作用，这是我们跟日本差距的第二个方面。新零售并不能代表中国整个零售革命就是这个道理，新零售解决的是交易问题，并没有解决零售的根本问题。所以站在两个国家比较的角度，实际上是存在差距的。

“日本没有零售业”

万明治：我们有很多中国零售业者经常成群结队地去日本学习零售，参观回来之后开始改装修，改灯光，改员工制服，要求员工在服务时更有礼貌。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表面工作，用陈教授的话来说，日本根本没有零售业，而是流通业。而流通业才是日本商业社会的真正核心，谈到这里，还请陈教授给我补充讲一讲日本的流通业。

陈立平：零售是流通的一个环节，其实我个人觉得日本的零售并没有太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主要是由批发来主导。批发为零售商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商品服务到陈列、品类管理、大数据支持等。近几年我带着王卫、吴金宏等人一起去日本参观了很多次的三菱食品展。

三菱食品是亚洲最大的食品批发商，每年7月份都要面向零售商举办新产品推介会。我们在会上看到了日本中间商和批发商强大的服务能力，而日本的零售商就是销售商品，很简单，而不像中国的零售商，什么责任都需要承担。我们赋予零售商的功能太多，要大数据分析，要做自有品牌开发，做市场营销等。因此中国的零售商是一个没有后盾支持的行业。

其次，中国零供同盟之间的关系没有完全建立，使得零售商承担太多功能，精力过度分散。零售商的服务功能很差，关键是全社会为零售商提供服务的对口机构太少。例如蚂蚁商联这个组织，就是给零售商提供服务的。在中国很难看到像三菱食品这样的批发商，能够全方位地为零售商提供商品服务、大数据服务、营销服务等。

很多人去日本考察，问零售商如何开发自由品牌。日本的零售商说他也不知道，他的自由品牌是由批发商负责，或者零售商依托于类似蚂蚁商联这样的连锁组织，由他来代替开放。大数据分析、品类管理都是由上游批发商提供的商品服务和金融服务。所以零售商到日本考察最有价值的是看批发商。

咱们国家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新流通概念，没有新流通就没有新零售。我们应该建立从上游到下游、零供和谐的新理念。虽然很多企业都在往这方面努力，但我们的流通体系太落后，还远远不够。

万明治：的确，中国没有像三菱食品，伊藤忠这样巨大的批发商。中国的零售商都是“全能”的，正因为“全能”，所以根本没有精力做精细化。

陈立平：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只强调零售的问题，应该去谈零售背后的价值。

万明治：陈教授刚才的一席话让我想起一件事，之前我们认为Aldi在中国很难成功，因为Aldi在国外用了四五十年的时间，教育所有的批发商，按照折扣商店的体系去做产品，做品牌（包括二线品牌、三线品牌和自有品牌）。所以为什么欧洲的超市自有品牌占比接近一半，就是因为有如此大的流通体系、制造体系和供应商体系在为它们服务。零售商只是销售产品的场地，只要提供好体验服务、商品价格即可。而中国在这一方面非常欠缺。

另外，您刚才一直在说社区商业，一直强调社区商业要走“医养结合”和“商养结合”的路子，这个应该如何推动？核心要点是什么？

陈立平：“医养结合”是咱们国家老龄化的一项基本国策，75岁以上的后期老年人肯定要生病，生病以后就是“医养结合”阶段。在50-75岁阶段，如何让老人不生病才是社区商业的主要任务。如何才能不生病，需要吃的健康，社区商业就要提供生活解决方案。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咱们国家的社区商业历来都是重商主义概念，就是在社区地面上开商店，从消费者身上如何赚钱的角度去考虑。例如社团营销，就是以利益驱动的盈利模式。所以目前中国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需要健康，需要活得更长久，最基本的想法就是不给子女添麻烦。而且90后一代几乎都是独生子女，更需要社区商业不仅作为简单的商业机构，更应该和社区结合起来。未来的社区商业肯定是商业和社区之间的共生关系。

蚂蚁商联乌托邦实践

万明治：的确，如果走“医养结合”或“商养结合”的模式，社区商业就会变成一个平台，比如服务、宠物、医疗、健身都可以加入。因此，社区商业不仅是社区零售。

我们继续聊下一个话题，聊完社区商业，咱们不得不聊一下蚂蚁商业联盟。之前我也访谈过蚂蚁商盟的两位核心人物，吴金宏和王卫。陈教授作为蚂蚁商联的“精神领袖“，也是蚂蚁商联的发起人。

众所周知，蚂蚁商联从2017年成立至今，成员企业达到48家，遍布全国23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近2000家门店，销售规模达到600亿。蚂蚁商联一直以三驾马车（自有品牌，大数据，商学院）闻名于中国零售界。蚂蚁商联号称中国的CGC，在成立时，江湖上有传说这是一顿酒的故事，您能聊聊这背后的故事吗？

陈立平：2016年年初，我们蚂蚁商联目前的骨干企业到云南聚了一下，当时我提议大家应该合作，当时还没有CGC的概念，而且当时感觉时机也不是特别成熟。后来这些骨干朋友每年都一起去日本参加三菱食品展，有更多的交流。到了2017年，看完三菱食品展，我们去了名古屋CGC的东海支部考察。考察结束之后，大家觉得时机成熟了，关键因素是新零售爆发了，当时零售商都在腾讯和阿里之间站队，而中小企业如何发展，没有方向感。

在这个背景下，大家认为时机成熟了，当时我们还在涩谷的一个小酒屋喝酒。回来以后我们在张掖商量了一下，准备成立蚂蚁商联。这个过程虽然简单，但也做了几年的积累。蚂蚁商联的成立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在其中主要起到团结大家的作用。真正推动蚂蚁商联发展的是成员企业，包括王卫、吴金宏、李永强、田建忠、李玲等人的骨干企业。

万明治：陈教授非常谦虚，作为蚂蚁商联的发起人和精神领袖，确实非常重要。那么自有品牌作为蚂蚁商联三驾马车的主要推动力量，在中国推动起来实在是太难太麻烦了。包括上次我和陶冶的访谈，也提到自有品牌是一个听起来很大的蛋糕，但做起来非常困难。您能就此具体聊一聊吗？

陈立平：我前面也讲到，欧洲、日本和美国的零售业之所以发展得好，是因为有大量的服务型组织，如CGC、全日食等等。这也是整个世界零售业发展的趋势。而中国存在大量的中小零售商，生鲜超市就是亚洲的特点。又因为饮食文化和地域特点，生鲜超市存在很多多样性。

很多人认为日本的零售商是一个集中度更高的市场，其实不然，日本的小型超市大概有17000多家。而中国的数量大概在8000家到1万家，他们以地域为主。这就是中国零售市场的特点，所以必须有一个像CGC、全日食的组织，把他们团结起来。

第二，组织成立起来以后做什么。自有品牌开发就是很重要的工作。虽然做自有品牌有各种各样的难度，但中国没有理由不去做好。毕竟全世界所有自有品牌的源头都在中国，中国有最好的工厂，最完整的供应链，最低的价格，最低的成本，因为这些条件，即使蚂蚁商联不做，也会有其它组织去做这件事。蚂蚁商联的自有品牌开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蚂蚁商联有“极货”和“我得”两个品牌，“我得”是食品品牌，在标准化商品中已经开发了几百个sku，而实际卖得最好的是“极货”，“极货”是日用品品牌，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在中国，自有品牌既有开发问题，也有组织服务于中小零售商的地域多样化问题，还有对自有品牌的理解问题。但我相信中国将来肯定会进入以商品开发驱动零售创新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是靠新零售去做业态创新的，都是基于商品开发建立创新，我相信中国也一定能做到。

疫情给零售业带来的“危与机”

万明治：中国因为地形、多民族特性、东南西北口味偏好等因素，存在各种困难。但作为世界制造大国，我们没有理由不成功。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最后一个问题，今年疫情期间，超市零售或社区零售爆发了“小阳春“，造成整个零售行业的盲目乐观。但从四月份开始，大家开始不吭声了，仿佛一夜回到解放前。我记得陈教授在二三月份时有提醒大家，企业家应该将“活下去”作为最高战略。我也曾经提醒大家，不要梦想疫情后有报复性消费，更不会有消费升级。那么结合最新疫情状况，您能从未来零售的“危”与“机”方面，为大家指点方向吗？

陈立平：第一个问题关于疫情控制，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疫情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得到彻底控制。疫苗的研发和普及尚且还是未知数。如果疫情没有得到控制，那对经济肯定会有影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国内也没有任何乐观的利益。

有人说目前中国有7000万人没有工作，占整个劳动力人口的20%，且不说数据是否准确，但我们确实看到了整个中国经济面临下行的巨大压力，工作收入降低是大概率。因此，我们也无法寄希望于零售业有多么好的发展。

至于万总刚才提出的零售“危”与“机”的关系，我们看1929年的大萧条催生了超市的发展，其实任何危机都会催生零售业的创新。日本90年代泡沫经济以后出现了优衣库、无印良品、大创百元店等折扣店的发展。八十年代老布什时期的双赤字催生了沃尔玛等折扣店的扩张发展。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催生了京东的线上发展。这次疫情的爆发，毫无疑问肯定会推动若干个领域的零售业创新。

另外，明年随着5G和物联网的出现，零售业还处在创新和迭代的过程中。如果具体到社区商业方面，我个人觉得折扣店会有较大的发展，未来三年真正的王道就是折扣超市。在科技的支撑下，重回产品开发促进业态创新的时代。

万明治：陈教授刚才说任何一次大危机都会催生大的创新，经过大萧条的零售业才会水落石出。同时您也提到高成本切入的零售业不太可能成功，经过这次疫情的洗礼，折扣零售业可能是未来，因为性价比的时代终于到来。在这个大时代，市场边缘的创新者可能无法发现，但他们可能撬动中国零售业发展的真正未来，这需要大家去发现发掘。

自由问答：

接下来，进入自由提问时间， 刚才有观众提问，日本的零售业从80年代您刚刚接触到现在，有什么最大的变化吗？

陈立平：日本的零售业从80年代到现在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超市的饮食结构比较稳定。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折扣超市大行其道。从90年代以来，日本陷入经济危机和人口危机，对日本的超老龄化和少子化，日本每年人口净减少100万人。日本就像一个时光机，我们通过日本应该看到30年以后的中国。我们目前的人口结构和日本1993年的人口结构高度契合。

面对老龄化社会和少子化社会，国家需要背负很大的财务负担，经济停滞，社会停滞，零售消费也会受到很大影响。近几年日本的所有创新就是折扣，高商品指标，低价格，并基于此创造出一大堆新业态。

万明治：刚才陈教授提到了日本商业的衍变，的确，折扣超市很有可能是未来的主要力量。刚才还有网友提问，在中国，社区生鲜超市和便利店哪个更有前景？

陈立平：这两者很难判断到底谁更有前景，在这次疫情中，社区生鲜超市作为社区商业的骨干业态，而便利店作为补充业态。我个人来觉得一日三餐的解决更多的是生鲜超市的作用。中国有很多夫妻老婆店，便利店自身也要需要进化，社区生鲜超市在未来的5-10年，应该是整个社区商业最主要的地方。

当然便利店在很多城市也有很多机会，主要看我们如何去把便利店激活。便利店更多的是一个纯粹的服务型企业，它创造的价值和超市完全不同。便利店创造价值主要取决于顾客参与流通的过程。

万明治：刚才陈教授说生鲜超市比便利店更有前景，因为生鲜超市的爆发性更强，更符合未来社会的社区发展。同时陈教授也提到，便利店不仅仅是一个卖东西的地方，正如上一期对话中罗森张晟总的观点——便利店是一个提供生活服务的平台。还有观众提问，您刚才提到未来几年将是性价比爆发的年代，那么在小商品方面有名创优品，超市有Costco、Aldi，那么便利店行业会有哪些品牌或零售商具有做大折扣店的潜力呢？

陈立平：便利店如果做折扣店就不是便利店了，便利店是提供24小时服务的业态，主要是商品服务、生活服务、时间服务、距离服务是便利店的主要价值。便利店不应该成为商品竞价的场合。

万明治：是的，我们很难看到便利店向折扣店方向的发展，因为便利店是未来提供生活服务全方位的综合平台，而社区超市提供买卖，反而最有可能。还有一位观众提问，上海的便利店渗透率高，为什么北京低这么多？

陈立平：其实便利店在中国的发展存在着很多先天不足的东西。便利店的发展以加盟为主要模式，提供24小时生活服务的零售业。为什么加盟没有做起来，这主要跟中国本身的法律，以及人与人的信任关系，契约精神有关。我不相信便利蜂通过做直营店能够成功，这其中的资产很重，发展1万家店就需要1万个店长，培养1万个店长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对于便利店的加盟发展，社会应该完善法律体系，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去鼓励便利店的加盟，营造更好的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

万明治：刚才前日本全家执行董事董莉女士在直播间补充说到，目前日本的食品超市跟药妆店也在便利店化，这个很有意思，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陈立平：现在日本便利店的生意不好做的主要原因就是药妆店的崛起分流了大部分顾客。中国便利店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客观原因都不重要，关键是政府政策的导向问题。日本药妆店由过去卖药到卖妆，到如今走向食品，变成以健康为主的综合零售业发展。很多便利店生存面临巨大挑战，背后还是老龄化，少子化，女性进入社会，人口变化等关键问题。零售行业是跟人打交道，要了解人的走向，知道行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