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女性投身科技报道最好的时代

文 |藏狐

“在科学家和公众之间充当中间人”，前首席科学记者KS Jayaraman的这句话，基本概括了科技记者的作用。

今天，科技新闻的供给侧与消费侧都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科学实验研究工作，科技内容的消费群体中女性的占比也日趋增高。

毫无疑问，既往主流的科技媒体服务与现实需求存在着不适配的情况，如何更好地建立科技内容与公众之间的桥梁，是新闻从业者需要去思考的。

当我们期待女性写作，她写些什么？

打开国内外的科技类媒体平台，会发现男性分析师观察家与无性别作者，占据了绝大多数。

读者可能会疑惑，技术成果与产业进程并不会因为谁来报道而改变，女科技记者少一点有什么关系？

一般来说，新闻价值是决定记者报道什么的前提，而当下媒体报道什么也在反向影响新闻价值。

按理说，科技领域的女性从业者相对较少，这符合新奇的新闻价值，值得给予更多的媒体关注。结果并非如此，女性科学家与技术人员实际上得到的媒体报道较少，这阻碍了大众了解她们所做的工作。比如前不久的贝索斯太空旅行，大多数中文科技媒体都在关注贝索斯的商业帝国、硅谷（男性）企业家的太空竞赛，而同行的82岁女飞行员沃利·芬克报道十分有限，看起来太空又成了“男孩们的游戏”。

另外，许多资讯需要非正式接触来获得，女性记者的不足会让许多女科技从业者更少发声。在媒体工作中，男性记者往往会与科技企业联系人保持固定联系，并在办公时间内外与行业人士和科学家进行非正式社交活动，以获得独家资料。

而女性科技从业者出于各种顾虑，与男性记者的非正式接触相对较少，这也使得她们很难在科技报道中引人注目。

在报道中，单一视角对科技从业者的刻板印象，也会影响公众对科研的全面了解。在报道科技企业技术负责人的时候，男性往往更被关注果断、领导力、自信等能力，而女性技术人员则往往更被关注其情感、协作、引导等方面的特质。

比如同样是个人专访，同样是顶尖科学家，男性受访者更多地被关注专业背景与研究成果、个人理想，而女性受访者总是离不开外貌、受欢迎程度等评判（即使是出于善意的），而不是她们在重要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

当然，这种报道无可厚非，因为从读者的角度，大多数情况下也希望新闻工作者更经常地使用“女性特征”来呈现女技术人员。这或许也体现了，许多媒体从业者对于如何报道女性技术人员，相关标准知之甚少。

最好与最坏的时代

对于科技工作来说，媒体能见度越来越重要，讨论的方式也很重要，所以增加女性对科学家的凝视自然也很有必要。

媒体必须改变，但是，谁能改变媒体呢？

有研究认为，当女性至少占新闻编辑部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时，将出现一个“临界点”，可以改变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新闻文化、新闻内容和新闻工作惯例。

但对于女性来说，当下投身科技报道，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尽管过去100年中，全球媒体女性人数一直在增加，女性与科技报道仍然存在隐形的墙壁：

一道在横向隔离。在全球范围内，女记者更有可能被分配“软”科目，如家庭、生活方式、时尚、娱乐和艺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中（引用全球媒体监测项目GMMP），只有32%的“硬”新闻，比如科技、政治、经济等，是由女性撰写或报道的。

一道在纵向隔离。新闻业本身的特性，高压、工作不规律、工作时间长等，更不利于女性员工，许多调查都显示，女性选择退出这个职业的频率高于男性，这也使得科技媒体编辑部高层缺乏女性，自然也缺乏足够的影响力改变传统的新闻规范。

当然，这或许也是女性投身科技报道最好的时代。

一方面，科学技术成为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因素，无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芯片半导体等产业，都成了普罗大众密切关注的焦点，这带来了综合性、多元化的内容消费需求，也使得任何背景的人员只要有意愿，都可以从事技术报道。

此前《科学美国人》杂志的主编玛丽埃特·迪克里斯蒂娜就曾在采访中提到，自己并没有科学背景，而且该杂志遍布世界各地的科学作家有着不同的背景。

前所未有的科技资讯消费趋势，需要更多内容与视角，这直接减少了降低了女性进入科技报道领域的门槛和偏见。

第二，科技传播需要更多地激发兴趣，在不牺牲准确性的情况下用清晰、生动的语言解释科研工作者的工作，也赋予了女性更多形式和机会。比如以视频和电视台为载体，《纽约时报》Op-Docs系列”动画生活”的联席导演弗洛拉就一直在报道科学和环境，中国许多科技企业发布会、科技活动中也开始频繁出现女演讲者、女主播的身影，拉近了公众与科学的关系。

第三，数字技术的出现，也带来了新闻业女性化的演变。比如实时在线、远程协作的普及，公众使用各种各样的平台来传播他们的观点，包括微博和推特，这让记者们不会错过任何东西。专业新闻的商业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出现了大量非全时、自由职业者的岗位，有孩子的女性记者可能在家工作，更具灵活性，延长女性记者的职业生涯。

那么，既然时代赋予了更多机会，怎样才算是一个好的科技记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