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和《安吉拉灰烬》的作者斯考特一样,60岁的赞恩再去看这件事会更温和。
文 | 郭娟
一部两小时片长的电影,赞恩只笑了两次:一次是在拉希尔收养他的时候,另一次是结尾,警察让他拍照时。
结尾的微笑,多少让一部压抑已久的电影闪现一丝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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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恩在黎巴嫩,只有12岁,这个年龄是医生给他界定的,父母生下他时,没有做任何登记,时间久远,他们也无法说清楚赞恩到底多大。
这是一个反常的情节,因为很少有父母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年龄。在他们既有的观念里,自己是社会的“虫子”,孩子也一样,这个逻辑,让他们没有把孩子当“人”一样看待。
他们不停地生、不停地生:赞恩的小妹妹夹着尿不湿,脚上被拷着铁链,像犯人那样,在一个半径有限的同心圆里活动;赞恩的妈妈抱着婴儿时,还在抽烟,(当初要当妈妈的我戒掉多少食品);赞恩的妹妹萨哈初潮发生时,不是妈妈教她处理,而是赞恩。
赞恩早熟,他知道,萨哈有了初潮,意味着被父母逼着出嫁,而妹妹只有11岁。赞恩让她隐瞒。
赞恩活得很痛苦,一开始,他对这痛苦的感知是模糊的,他只知道,自己每天要去离家不远的小卖部当苦力,搬货物、扛桶装水,他想上学,被父亲一顿臭骂,母亲倒是支持他的想法,理由是学校能解决赞恩的午餐问题,还能往家里“顺回”物资。
赞恩开始清晰地感受到什么是父母的爱是从拉希尔那里。拉希尔是个黑人,没有合法身份。赞恩在妹妹被父母逼着嫁给小卖部老板后,离家出走,他到了拉希尔的城市,拉希尔是那个城市某娱乐场的清洁工。赞恩起初想自食其力,找份工作,没有人接收,拉希尔有个还在喂奶的宝宝,她留下了赞恩。
拉希尔也是个生活在底层的女人,她亲自给孩子哺乳,有空就亲昵地抱着孩子,以至于,当她第一次将赞恩和孩子留在屋子时,孩子的不舍都表明这是个合格的妈妈。拉希尔给孩子过一岁生日,赞恩在场,这场面是这个12岁小男孩从未见过的温情。
拉希尔给自己的妈妈打电话,哭着说:“我这个月不能给您寄钱了,因为英语补习花费很多钱……”可见,她出门在外,瞒着家里很多事,同时,她有一个爱她的妈妈,这一点,在赞恩父母那里没有任何体现,他们从生下来就没有人去爱过他们。
拉希尔将这份爱传递给孩子,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有人贩子利用她非法的身份诱惑她卖掉孩子,被她断然拒绝。
爱孩子是一个人的天性,赞恩的父母从生下来这份天性就被泯灭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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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希尔为了筹集价格高昂的身份证明,铤而走险,去了红灯区,没想到被警察抓走,又因为非法身份,增加了关押时间。她心急如焚,这个哺乳期的女人,因为涨奶对着马桶边挤奶边哭:“妈妈这里痛,你也一定想我了”。
另一边,是赞恩带着拉希尔周岁的孩子在贫民窟里的房子里等了她一晚上,以后的数晚上,拉希尔因为囚禁没能出来。
赞恩想办法领救济,对方问他想要什么,他优先回答:奶粉和婴儿尿不湿,然后才弱弱地说方便面和薯片,这应该是他喜欢的食品;他去抢别的小孩的奶瓶和玩具、去拉希尔认识的人贩子朋友那里打听她的消息,去她工作地方问情况……赞恩,用他营养不良的瘦弱身躯,抱着这个还不会走路的孩子,走了很多地方。
补充一句,没有抱过小小孩的朋友,不会体会到这种艰辛。
最后,因房租拖欠未交,贫民窟的房东也把他们赶出家门。他带着拉希尔的孩子,面无血色地坐在街边,他此时想逃离,但好几次,都没能走远,最后他回来抱着这孩子,返回去找了认识拉希尔的人贩子,因为人贩子曾不止一次地向他描述了如何照顾好这个孩子,而此前几次,他都是接受了人贩子的食品,就抱着这个孩子走得远远的。
赞恩又回到家,劈头盖脸地被父母臭骂,试想,一个离家已久的孩子,父母得怎么艰辛去寻找,但在赞恩的家,每一个孩子都没有存在感,这也很反常。赞恩这次向父母要自己的身份证明,父亲粗暴地拉扯着他,指着一堆难纸,絮絮叨叨地咆哮:里面有驱逐通知、医院通知……
敏感的赞恩追问:“谁去了医院”,他妈妈立马说,都停住,不要再说。赞恩痛苦极了,他应该是知道妹妹萨哈出事,最后妈妈也说了实情,他抽出一把尖刀,奔跑出门,去找那个比他大很多的杂货店老板、他的妹夫,“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没了”。
法庭上有一个细节,赞恩的妈妈说,因为没有身份证明,萨哈怀孕大出血(这个情节很隐晦,但是我想,他的丈夫一定是对萨哈做了些不该做的事)被送到医院时,被医院拒绝。
影片一开头,赞恩是一个戴罪身份的原告:他把父母告上法庭,他们没有资格生下他。他警告:在父母没有能力养育孩子的时候,不要生下他们,否则他们会被像地毯一样被踩在最底下,暗无天日,活得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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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陈述与场景回忆一起推动了这部电影的发展。
镜头下,黎巴嫩的贫民窟、拥挤的房间、尘土飞扬的环境,穿插着赞恩与一群吸烟少年的画面。他在母亲的指使下,去药店买药撵成粉末溶解在水里,当洗衣粉使用,因为是处方药,每次医生问,为什么你父母不亲自来,他撒谎已经很自然。
演员也叫赞恩,本色出演,是一位黎巴嫩的难民,故事大部分情节根据他的亲生经历改编,如今,赞恩得到国际组织和剧组的赞助,去了欧洲,在求学中。
而拉希尔的孩子在被卖出去的过程中,人贩子被警察抓捕,孩子重回她怀里,她喜极而泣的场面同样让人老泪纵横。
赞恩被捕后,他的妈妈来看望他,安慰他,上帝带走一个(意指他妹妹),又给了我们一个。赞恩问,在哪里?母亲回答:我肚子里。赞恩冷冷地说,不要生下他,他会像我一样。法庭上,他对父亲说了两个字:“畜生”。
沉重的生活剥夺了赞恩的笑容,他没有童年,他过早地承担生活的压力,他一直在有意识无意识地摆脱现状,从争取读书到离家出走,他是勇敢坚强,最终走出地狱。
这部电影让人回想起一部小说《安吉拉的灰烬》,作者是爱尔兰贫民窟里长大的斯考特,面临和赞恩类似的成长环境,家里靠救济过活,六个孩子,父亲整天喝酒,安吉拉是作者的母亲,她在这种艰辛的环境下,照顾孩子、养家。
1930年代的爱尔兰,是刚从他们痛恨的英国人手中独立的国家,无法摆脱过度的贫困。黎巴嫩的战乱也是《何以为家》的背景,根子上都是贫困。
爱尔兰少年们在这种自卑与骄傲的矛盾情绪中成长,“安吉拉的灰烬”没有具体的意义,“灰烬”可以理解为他的童年生活,十足的如同埋在灰烬之中,暗淡无光,尘土满面,然而斯考特年过六十时写了这本书,那时侯,这灰烬般的生活在他心中依然有着母亲一般的余温。
也许和《安吉拉灰烬》的作者斯考特一样,60岁的赞恩再去看这件事会更温和,只不过不会有母亲的温度,应该是自我与世界的和解,愿他未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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