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科学家去哪儿了？

“你怎样平衡事业和家庭？”

这个常常抛向女性的问题，却很少问及男性，仿佛男性天然就不用承受家庭的羁绊，也因此能全然投入事业，所以顺理成章地取得优于女性的成果。前央视主持人张泉灵曾在被问及这一问题时作出热传全网的回答：“这个问题背后本身就是偏见”。

的确，女性在家庭、学校、职场中面临的困境，是男女两性、是整个社会共同织造的系统性问题。要破除这些困境，不仅需要女性的觉醒和努力，也需要男性的支持与改变。

北京时间12月27日，未来论坛联合女科学家论坛，在2020未来科学大奖周期间举办《女科学家去哪儿了-科学伉俪专场》活动。女科学家论坛（Women in science forum）发起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颜宁教授携手董欣年×王小凡、宋丹丹×翟季冬、闫浈×吴建平、李文斐×张哲四对科研伉俪，围绕两个学术人结合产生的双体问题（Two-body problem）展开分享交流，展现男女科学家的境遇和互动，提供多元视角来观照科研女性，以鼓励和启迪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尤其是女性科研人员。

以下为对话实录，由未来论坛整理发布

特别鸣谢 报告编辑：唐洁，中国科学院 | Neural Galaxy

Session Chair / 主持嘉宾：

颜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年一度的女科学家论坛，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颜宁。女科学家论坛缘起于我2014年在一次博士生面试，有一位女性硕士面试的时候，我一位同事问她说，你将来怎样平衡事业和家庭？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我们面试一天了，直到这位女同学时，这位男同事才开始问这个问题。我说，你不需要回答这个有性别歧视的问题。我们回想一下日常会有多少位男同志被问这个问题呢？很少，对吧。似乎如果你是女性就既要兼顾事业和家庭，这种思维方式本身是不是就已经固化了。

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就有个想法，我们需要有一个论坛，把女性科学家、女性科技工作者集合在一起，大家去分享我们每一个人的挫折、困惑、经验和教训，让你不孤单、不害怕，让你有勇气面对将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因为所谓女性问题事实上一直都是两性的问题，所以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四对处于事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科研伉俪，我知道大家有很多困惑，希望我们的嘉宾能够与大家分享、解惑。

同时也要感谢未来论坛的工作人员，还有返朴的工作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筹划并且组织了这个活动，谢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先请各位嘉宾作个简短的自我介绍。首先请嘉宾董欣年和王小凡老师作自我介绍。

董欣年，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委员，杜克大学生物系杰出讲座教授，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科学院院士

颜宁你好，非常高兴能参加你组织的女科学家论坛，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节目。我是生于武汉，在北京长大，1978年上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毕业以后，1982年到了美国，在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作研究生，我1988年初到麻省总医院做博士后，1992年的和小凡一起到杜克做生物系教授，一直在杜克工作到现在。

王小凡，杜克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大家好，我是王小凡。我是1978年进入武汉大学，事实上从那儿我和欣年结识，我们是同学。我也是1982年到美国，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读博士，虽然我们是1983年结婚，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异地，1986年底去了麻省理工学院 (MIT) ，1992年我们一起在杜克大学找到了教职，一直到现在。

宋丹丹，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谢颜宁老师，谢谢活动的组织和邀请，我的名字叫宋丹丹，也比较好记。我目前在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是长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我是2000年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读本科，2004年本科毕业之后在系里直博攻读博士学位，2009年博士毕业之后就到了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任教，一直工作至今，谢谢大家。

翟季冬， CCF-IEEE CS青年科学家，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颜宁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翟季冬，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工作，我是2003年来清华读博士，2010年博士毕业，做了两年博士后，2012年开始正式工作，现在已经工作8年，主要做并行计算、高性能计算方向，现在是计算机系长聘副教授。

闫浈，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

大家好，我是闫浈，很荣幸再次参加女科学家论坛的活动，因为我有幸参加了第一届女科学家的活动，那时候刚刚博士毕业，现在再次参加非常开心。我2011年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直博在清华大学，师从施一公老师，之后师从颜宁老师，在清华和普林斯顿做博士后研究。在去年秋天回国正式加入西湖大学，开展自己的独立实验室研究。我主要的方向还是做生物方向的蛋白质结构。谢谢大家。

吴建平，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

大家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邀请，非常荣幸能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参加这次女科学家论坛。我叫吴建平，我来自浙江衢州，我2008年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2012年本科毕业，直博进入颜宁老师实验室做博士生。2017年博士毕业，刚好那时候颜宁从清华大学去了普林斯顿，我也跟着去了普林斯顿读了两年博士后，2019年来到西湖大学成立自己的实验室，现在在西湖大学做一年的助理教授，谢谢大家。

李文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劳伦斯国家实验室联合博后，拟聘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特聘教授，博导

谢谢颜老师的邀请，也谢谢组织者，很荣幸能在此参加这个活动，第一届的时候我就有参加，但是我是坐在观众席，现在我在嘉宾席，我感觉很开心。我现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劳伦斯国家实验室读博士后，今年是我的第五年，我已经开始找工作了，我和张哲应该是明年初会回到祖国怀抱，然后加入山东大学，开展我们自己的独立实验。我们两个在这里是资历最低的，所以我们主要是作为“迷弟”“迷妹”来学习。关于我自己的身份认定，我是一个科研工作者，我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就是我的简单介绍，谢谢。

张哲，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博士后，拟聘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特聘教授，博导

大家好，我是张哲，很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参加这样一个论坛。我自己本科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2010年的时候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候认识了李文斐，到今年这个时候我们大概认识了十年。2015年博士毕业的时候我们结婚，目前结婚5年。我们今年是进入求职的过程，目前已经初步确定去山东大学工作。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忆苦思甜之最深刻的最艰难与最幸福时刻

颜宁：欢迎四对科研伉俪参与到我们的论坛。下面请每一位嘉宾比较简短的回忆一下你们在事业打拼过程中、家庭事务处理过程中，你认为迄今为止印象最深刻的、最艰难的一段经历以及最幸福的一段经历。

李文斐：最艰难的是刚来美国读博后的那一年，面对不同国家同事的口音和新课题，交流上让我面临很大困难，所以第一年比较困惑和低迷，没有什么成果，就在适应了。最幸福的时候很多，比如第一篇文章接收了，找教职时我们拿到了第一个共同的录用通知。还有就是我在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出生的当天我在实验室做文章的最后一个图，刚发给老板，羊水也破了，自己打车去的医院，一切都刚刚好。很幸运，很幸福。

张哲：我觉得最难的一段时间是在读博第四年左右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的课题没有太大的头绪，有发文章的压力，如果要延期，对我们两个人的人生规划各个方面都会要有很大的影响；最幸福的一段时间，应该是在第二年，课题有了进展，把第一篇的草稿写完，写完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整个人的压力一下子就放空了，很释然，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最幸福的时刻。

闫浈：最幸福的时刻也是第一次做出课题就是刚刚解出RyR1结构，我从什么都不会开始学习，到独立自己去尝试做一个课题，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不顺，最后终于自己可以做出来这个课题，因为是第一次，这比以后再做出任何课题都开心。最艰难时刻，我觉得是我去年经历的以及现在，因为去年回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一切从零开始，我们刚刚回来招人也比较困难，与此同时，我也是在怀孕阶段，以及中间经历生产，现在还在哺乳期。

吴建平：最困难是独立以来这段时间，我们在筹备实验室建设的时候遇到很多挫折，有一次怀着身孕的闫浈走在楼道里突然摔倒了，当时压力特别大，也特别紧张。在我们起步阶段有很多困难，有一个准备的很用心的课题，在提交前Nature上有一篇相似的论文出来，这对事业初期的我打击也非常大，不过现在也发表了。最幸福的时刻也是读博期间做出课题的瞬间。当时和颜宁老师写文章的时候，颜宁老师刚好在出差，我和她是在地球两边轮班倒，我们把时间利用的非常充分，所以文章投的特别顺利，特别开心。

宋丹丹：最艰难应该是2017年左右，我们学校开始推行人事制度改革，当时我作为博导和两个孩子的妈妈，选择重新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成为了我们学院唯一一个从老体系转到新体系的年轻老师。最幸福的时刻，事业上，去年我们首个聘期的中期考试，我的工作得到各位老师的肯定。今年经历了各种评议和投票，我顺利地成为了长聘教授。就觉得自己的压力减轻了不少，能够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业是个比较幸福的事情。家庭方面，我觉得很多时候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都是非常幸福的。

翟季冬：最艰难的时候是博士期间，我们这个方向偏系统，出文章很慢。我在博士期间比较好的工作都是最后一、两年才出来。读博是一个心境成长的过程，我现在当老师，尤其我这个方向，也会鼓励学生，虽然可能遇到最困难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坚持下去。最幸福，我觉得我感觉我是一个平时有一点小幸福就会特别开心的人，比如今天早晨八点半我们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改为在线，这篇文章是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在400多篇投稿中，我们是入选最佳论文提名 (Best Paper Nominee)，刚才颁奖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拿到荣誉提名奖(Honorable Mention Award)，我觉得应该相当于第二、第三，但是我也很开心。自己读博士会拿到一些奖项，现在带博士生第一次拿到一个这样的奖项也非常开心。还有今年我还拿到一个CCF-IEEE CS的青年科学家，这也是对自己工作很多年的一个肯定。所以这些都会让我很开心。

董欣年：对我来讲就是最开始做教授的时候，是我到杜克以后，1992年到1999年这一段时期，实际上在我终身教职（Tenure）之前是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因为那个时候经费很难拿到，我快到终身教职前一年的时候，得了一个要命的病，折腾了有一年，后来总算是过去了。之后我的终身教职拿上去，在系里面全票通过了，大家庆祝，可到了学校那一步，学校拒绝了（Deny）我的终身教职决定（Tenure decision）。当时我们就觉得非常的不能够理解。后来系主任跟我讲，我们系要替我申诉，所以那段时间确实是挺难过的。但是从那以后，好像我的路子越走越顺。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幸运，那个时候我挺过来了。对我事业上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进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因为我也比较喜欢不同的研究领域，这里给了我很多的自由，我非常高兴。

王小凡：我的研究生读的比较顺，基本上四年多一点，发了两篇Cell 的文章毕业了，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当时挑了非常难做的题目，就是要克隆转化生长因子β受体 (TGF-beta receptor)。后来有一次我们去看赛狗，当时哈罗德瓦·姆斯(Harold Vamus, 后来作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 主任)，他也去了。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赌过。他就每次赌狗，2块钱，最后他老输。结果在我面前很尴尬，他说你把科学生涯都赌在克隆这个转化生长因子β受体上面，你2块钱都舍不得放。后来我多少年后就想起他说的这个话，还是很有感触。当时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四年，已经超过我研究生的时间了，别人是来了又走了，我这个还没戏。我当时和欣年谈过这个事情，如果不成功我可能就转到工业界去，结果最后我发现有个新的方法。我记得那一年我们去迪士尼，带着儿子玩儿的特别高兴，欣年说你这么高兴，她还在担心，我说我有一个新办法了，我回去要试，两个月后就克隆了，接下来又克隆另外一个。我有时候跟一些人讲，你自己还是要有坚定的信心，每次都想着最新的办法，怎么去解决。

我最高兴的，是刚才欣年讲的，我一直认为欣年特别不容易，她在植物方面的研究资金比较少，相对我们做癌症的也比较难，她刚才也讲得了一场大病，又被拒绝了终身教职，最后她那次进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接下来又选进了美国科学院院士，我就觉得非常高兴。她一直专心专意做科研，跟我还是有点不同，我还做些其他的事情。你给欣年条件，让她好好的专心专意的做她想做的事，这就是我最高兴的事儿。

男性科研工作者：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

颜宁：我们需要打破固有思维，生活中经常女性常被问到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想问一下在场的男性科学家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王小凡：作为男性科学家，我一直都认为欣年的事业跟我自己的事业一样重要的，一定要互相帮助。所以从家务上来讲都是互相分担照顾。我们做博后的期间就有了儿子，我们每天工作回到家，看到儿子就会把烦恼丢到一边去了，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当然我们的父母也付出了很多精力也帮我们，把家庭合在一起，我觉得从精神上也是很大的支柱。家务上面也是，比如欣年很会做饭，但是她最不喜欢收拾餐具，我偏偏喜欢打扫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配合的特别好。因为欣年到现在开车仍然不是特别好，所以到现在我们都是一起出门，反倒有很多时间让我们一块讨论家里的事或者共同感兴趣的事情，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做也挺好的，有机会在一块儿交流很多东西。

翟季冬：我和丹丹有两个小孩，老大是男孩上二年级，老二是女孩现在是幼儿园中班，我和丹丹的风格不一样，我比较擅长洗小孩衣服，对小孩教导的事情丹丹更擅长。我们两个人也会交错，在谁不出差的情况下就会多带一些小孩。总的来说，我跟丹丹就是各有分工，每个人有一些在家里比较擅长的事情。像刚才小凡老师提到，两个人相互理解，因为都做老师，经常会赶进度，大家也会根据不同截止日期的节点互相分担。

吴建平：我们其实也是优势互补，闫浈设计好，我去执行，这个搭配特别默契。平衡事业和家庭方面，两个人在事业上互帮互助，我俩有一点内向，她能力上特别出众，但是不太敢于往前迈出一步，我经常鼓励她要敢于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对我来说有一个特别的压力，因为闫浈先找好教职，我还没有找，所以当时也思考了一些。我最初打算是在美国做至少三年的博后，因为闫浈已经找好了工作，所以最后我也做了一定牺牲，开始独立找工作，最后也很幸运在西湖大学找到了教职。

张哲：关于分担家务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疫情期间我父母在春节期间来这边过年帮我们看小孩。具体到我们两个人的家庭生活和家务的分担，比较简单的是一三五、二四六谁做家务这种。再比如我们住在伯克利，我每天起早坐车去学校，白天文斐负责接送孩子，所以她在实验室待的时间会比我短，所以当我回家以后我会负责做饭和陪孩子，这时候文斐可以想想第二天的课题怎么安排，花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课题上，弥补一些她在白天时间的付出。

女性科研工作者与伴侣

颜宁：你自己的科研事业与伴侣的职业生涯有冲突，双方职业生涯不同步的时候是如何解决的？

李文斐：找博后的时候我文章会比较早一些，所以我先找的，我们先看了一下美国的城市，把高校密集的加州列了一个名单，张哲就在附近找。找工作也是这样的，张哲放弃了不雇佣夫妻对教职工的学校，我本来想去工业界，但张哲说我性格更适合做科研。总之一个原则：两个人一定要在一块儿，这样照顾孩子就比较方便一些。

王小凡：我在杜克做研讨会时，有一个植物系教授听了我的报告，就也想把欣年招来。大家都是比较主动的做这个事情，也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帮助考虑的，国内可能还没有像美国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从博后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不同城市，考虑到第二年可能要结婚，我比欣年大四岁同时觉得时间不能再耽误了，所以当时我们商量好我们做完以后一起到波士顿做博后。后来欣年先解决了工作问题，她得到了杜克的录用通知，我也就跟着申请了一个地方。所以个人来讲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讨论，两个人同时兼顾工作和小孩一定会很难，所以一定要互帮互助，这就容易度过这些。

董欣年：学校这样做是一举两得的，因为招来的人要能够在这儿久待，而且能够做得好，没有家庭两地分居的压力，就会有更多时间为学校服务。

颜宁：确实如此，其实这样一来夫妻双方从工作方面能更好的从事科研，在生活方面可以更好的兼顾家庭，国内在招聘及管理者和体制上面也需要有一些改革，专门有意识地去做这件事情来推进更好的发展。下一个问题：请问各位伉俪，在科研成就方面彼此会有竞争心态吗？

翟季冬：我比丹丹晚工作一些，她现在是教授，我还是副教授。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做的很好，她自己很开心，这样家庭也会很和谐，我也很开心反而不会存在什么内部竞争。前两天丹丹把我形容成队友，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好像一个团队，队员的成长对你来说都是好事儿，所以我蛮开心看到自己的伴侣能够成长。

宋丹丹：我看到另一方做的比较好便见贤思齐，自己也有一个奋斗的榜样和标杆在那里很多时候不会那么懈怠，包括有些时候会互相做一些鼓励，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正面的一个方式，形容成“队友”，就是不管是事业上还是在育儿、家庭上面是并肩作战的状态，大家一起去商量，互相去理解、去沟通、去支持。

颜宁：如果夫妻双方是同一个领域有合作，但是各自能力和成果都已经得到了证明，但仍然面临同行关于这二者可能会互助的猜疑，请问该如何回应关于这方面的偏见？大家在科研中是否会特别避免增加彼此的合作机会？

吴建平：感觉我确实面临这个潜在问题，我和闫浈做的方向很接近，我们的著作清单里面可能有一半的文章是有重叠甚至两个人合作的那种状态，不过我个人其实不是很在意这种潜在的问题，不会因为这个问题去避免合作。但是我们除了有共同的课题之外，我会侧重一些自己独立的课题，避免所有的文章都是两个人一起做的，通过将来实现一部分合作，一部分自己独立的课题，来给自己树立标签，来避免同行可能潜在的质疑。

闫浈：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定义不可以夫妻双方一起做，有时候一起做可能也会提高效率，但是在学术界比较崇尚自己独特的学术标签。我觉得合作有合作的优势，可以优势互补。但是确实在方向上应该有一些自己的独特之处，更加发挥自己的特长。

吴建平：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实验室空间是在一起的，有时实验室内部成员之间交流也会方便很多。闫浈动手能力很强，所以我也会让我的学生跟着她去学，我有时候也跟她的学生讨论课题，这样会增进互相之间的交流，这样不仅对学生还是对我们自己，同时提升效率也是有很大好处。

闫浈：如果1+1>2的话是比两个1有很多好处的。

颜宁：另一个问题是针对欣年和小凡的，二位老师的研究方向有所不同，董老师做分子植物病理方面，王老师做癌症方面研究，两位老师在生活和工作中如何给予对方支持？

董欣年：小凡给我的支持可能比我给他在研究上的支持更多，因为他社交圈比我大很多，我有时候给他讲一下我实验上需要有些什么，我遇到了一个新问题需要跟人家请教，基本上是每次小凡都能介绍他认识的专门做这个的朋友这样就能建立联系或者请教。但是做植物方面返回去癌症研究比较难。

王小凡：分子生物学还是比较相通的，很多问题还是能一起讨论，有时候欣年的一些文章，她特别觉得创新点很强，她希望有非同领域的人看一看，这个方面互相还是有很多可以交流的，现在疫情期间我们增加了一块儿走路的机会，也谈论一些交叉方面的科学问题，还是蛮有意思的。

女性科研工作者与生育

颜宁：对于女性在生孩子方面该如何寻求更多的助力？有女性科研者考虑到年龄大了以后的健康问题，纠结到底生不生之类的。诸位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什么经历可以分享？

闫浈：每个阶段都是忙的，都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哪个时间是最好的。确实生孩子没人能帮你，但是安排好自己的事情，其实也是可以的。生孩子之后可能会比较辛苦，当走过这段时期回头看，会觉得自己还不错的，自己这个都能经历过来，以后再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问题。

李文斐：每个人可能体质不同，我是三年抱俩，我觉得怀孕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也不会耽误实验，到了实验室感觉神清气爽，走起路来神采飞扬。孕期孩子在踢你还不用靠喝咖啡提神。第一个孩子是修完图（figure），羊水破了自己打车去的，第二个孩子是当时还在听演讲，宫缩的厉害，到医院我和医生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孩子已经出了半个脑袋，感觉一路惊心动魄。养孩子可能会有一点磨人，但是现在回想也还好，都挺过来了，挺开心的一件事儿。

宋丹丹：我和文斐比较像，我两个孩子都是工作到生前一天，我们其实还是依赖父母比较多，我们父母一直跟我们一起住，帮我们带孩子。身边的很多人要么也是请父母帮忙，要么是借助外界如育儿嫂、阿姨或早教机构。其实大家找到自己合适的稳态的点进行家庭和工作的协调，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董欣年：自古中国有句话叫成家立业，科学家也不例外，每个人潜力都非常大，只要你想做这个事，就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我实验室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多于一半的人是在我的实验室结婚、生孩子的，而且他们都做的很好。生了孩子以后，做事情的动力不一样了，实际上在为自己的孩子做研究。科学家想结婚生子或想单身的，都可以的，我们是社会的一个缩影，而不是个例。实际上琐碎的事才是生活中最高兴的事，人在得病时就会想，如果我能够到菜场买菜，能够给家里做饭，不担心自己的健康，这是多高兴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对自己一生的期望、期待，如果你要期待又有家庭、又有事业，这是可以做到的，并不是不可以做到的。

颜宁：如果又想要孩子、又想从事科研，那么什么阶段是个比较好的阶段？对于生育时期如何安排好？

王小凡：欣年是博士没毕业前怀孕，在博后期间我们把孩子带大，你要处理好每个年龄段里事业上要做的事情。从年龄及生理上来讲，我也不主张太大，控制在35岁之前，我的女学生几乎每个都有小孩。一方面做导师的人，包括在座的你们将来自己有学生、博后，都不应该把这个当作一个让人觉得不舒服的问题，生小孩和在我这儿做学生还是做博后，实际上不应该冲突，解决好也许时间稍微拖长一点，这都是正常现象。

董欣年：做了父母后责任心就更强了，在实验室做的任何事情，实际上都是为他们的家而做的。生孩子不是一个拖后腿的事情，反而是一个驱动力。

颜宁：真正的性别平等不是压根不提性别，我们要意识到有些事情是有性别区别的，比如生孩子这件事情只能是女性的，你作为管理者或实验室导师，要意识到确实你的学生有这样一个需求，同时提供必要的帮助，这才是真正的性别平等，而不是忽略有这样一个性别。我们讨论的并不是一定鼓励你生孩子或者你不要生孩子，这都是个人选择。如果我实验室任何人他们想要生孩子，特别是国内的各个研究机构或者高校，其他地方要注意给妈妈们提供哺乳室，很多时候喂奶的问题一个小小的房间就够了，但是恰好是在很多学校是缺失的，所以其他人应该意识到他们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应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和帮助，这才是我们需要呼吁这个机会和机构应该意识到的问题，而不是讲没有条件。

张哲：哺乳期另一半确实要多出一到两个小时哺乳，作为另一半要多为她考虑承担一些。

颜宁：女孩子们真要有这个计划时，不要硬扛，这是大家都会面临的问题，你需要大声说出来，学会捍卫你的合理权益、合理要求，这是进步的体现。

有个较为科幻的问题想请问各位，如果未来出现人造子宫技术，可以实现体外受精孕育子女，你们觉得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闫浈：我觉得是好事，可能文斐觉得无所谓，她觉得怀孕没造成什么，这可能是你有没有经历比较多的状况。如果没有影响的话就无所谓，觉得这个状况挺影响你的，就还是希望未来有这个新科技。

张哲：我觉得是好事，就和人工授精技术或者克隆技术出现一样，在一个新技术刚出现的时候人们对它可能有恐惧，但是随着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大家慢慢接受这个技术之后，肯定还是解放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让更多人有更多精力做他更想做的事情。

李文斐：可以有个选择的机会。

女性科研工作者在领域内的问题

颜宁：这里有一个问题，各位作为女性科学家是否经历过科研领域的性别歧视？能否分享一下自己或者身边朋友的经历？

我先说我没有，我可能面临的是年龄歧视，我去评“杰青”的时候他们说我太小了，我认为年龄与实力有时候不能挂钩，小凡听了我的抱怨就给基金委的领导写信，从而设置了“优青”，针对更年轻的。所以某种程度就是从我的年龄歧视引发的改革，有问题我们就要说出来，说出来去触发改革。

王小凡：拿评奖来说，我发现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女性科学家比较谦虚，不会把自己的工作说的多么重要，另一方面她自己压根不去申报。还有一点他们写的申请信及自我介绍上，相对比较谦虚。她们有想法但没有落实到纸上，或者说她觉得等有一定把握的时候才讲出来。这个我也想强调一下，不要觉得想法一定要很成熟才讲出来，现在大家提倡你是不是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东西，人家看的是0到1，可能一看你提的都是比较稳当的，结果别人不愿意挑你了。

颜宁：说到这里，我会鼓励大家去开会，你亲自见到这个人和纸上见到名字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印象分也很重要。另外一条，关于一个机构性别比例。我观察，一个院系里面女性比例越低，后面求职的女性，往这个系求职的比例也越低，反之亦然。

闫浈：我在求职的时候，其实我的资料里面就没有显示出我是男的或者女的。西湖这边大概有8位女 PI ，西湖女性比例相对其他学校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也成立了女 PI 的交流团体，大家可以交流一些日常遇到的问题或者经验。

颜宁：科研机构和家庭应该如何支持科研女性？

李文斐：我是比较希望我在的学校能有日托，解决我们对于孩子的顾虑，同时线上的一些会议还是挺好的，多个选择多种方式。

颜宁：让我想起了曾去参加高登研究会议(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s)，现在都有Power hour是针对女科学家的。当时就有日本的同事说他们有大学还是有人专门捐款，针对有孩子的女性科研工作者，专门给你这个经费去找 Baby Sitter，这个经费可以鼓励这个大学招人，这也是一些其它的国家在努力的方向。再者如基金委有年龄限制的申请，女性是可以多出两年的，这不是什么特殊照顾，恰巧是因为特殊，比如怀孕只能女性承担，就应该把这段时间考虑在内，这才是合理的政策，捍卫我们的权利不是示弱的表现。

新人发问

李文斐：小凡老师，比如我们这种刚刚要成立实验室的，有在规定时间内，比如五年内必须拿到一定科研成果，所以我们招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倾向于招比较喜欢科研或者有意愿成为 PI 或者做博后的学生呢？

王小凡：研究生这一行本身也是挺苦的职业，有兴趣、好奇心和热情，才能真正主动做，如果当成一个职业实际上很不划算，所以招人要发现这个人是不是真正对科研有兴趣。实验室刚开可能要有长期和短期战略，长期肯定是盯住某些重大具有探索性的问题去做，短期靠谱的项目，证明你可以独立。所以基本建议人员分配各占一半。科研人员，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有条不紊的，有板有眼，这种人一定放在短期的科研题目；还有一种人他老在探索，这种人也需要，但有时你得让他最后能够毕业还得把他拉回来，或者让他和另一个有板有眼的人一起合作。人如果用错了也麻烦，人是最重要的，挑对了人、用对了人，是将来成功的基础。

颜宁：我觉得在招实验室任何一个人的时候都要面试，第六感去感觉出和这个人是否有化学反应，有些是在线上体会不到的。生物里面的细节很多，实验室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一定要手把手把他们的技术基础打好，从战战兢兢到训练有素是有一个过程的。我最开始手把手教出第一届，我后面会把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团队协助，通常我们做的是长期项目课题，在资深的走了以后，年轻的又可以接手来保证课题的延续性，这个策略仅供参考。同时要摆正心态，学生不是给你打工的，我们还是要以老师自居，这里面是一个责任。一方面年轻 PI，可能有出成果的压力，但你要始终记住，你既是科学家，也是老师。时间久了，你自己看到桃李满天下的时候，那种成就感跟自己出成果是一样的。

写给女孩

颜宁：有一个来自农村单亲家庭女孩子的问题，说几代人就出了她一个大学生，学习生物系也不是大家期望的为了适应就业的专业，而如何应对家里觉得女孩子应该早点嫁人、相夫教子的观念？

这又是讨论比较多的一个社会话题。我有些时候可能给学生出的馊主意，当家长怎么样的时候，特别是这位说你是家里的唯一大学生，教育程度虽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智慧水平，但是你走出农村，至少你的眼界是开阔的，思维是受到训练的，我觉得应该更自信一点。我以前就开玩笑反驳道：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听你们的，不就是重复你们的路了吗？那不就是没上过大学吗？就是说你要足够自信，慢慢树立起你自己的权威。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颜宁：过去十几年，我发现在学生时代，其实初期也是有很多优秀的女学生，而后面科研界女性在越往上越少，如何看待这种“剪刀形”现象？有哪些我们可以去努力的？

宋丹丹：计算机领域一直都是男性比例相对比较高的专业，但是从整体发展来讲，我身边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的女性同学，在领域做的都很突出。从职业发展来讲，该领域很多时候还是会更照顾女性人员，包括有的评奖，也觉得女性做到相关的程度反倒是更不容易，这是积极的方面。而到后期尤其做到比较高精尖的状态女性越来越少，有时候可能是女性的性格相对男性没有那么主动去争取，这需要社会要逐渐去发展，能有更多女性的声音，像颜宁老师这样为大家发声并主动争取一些权益，这是一个向好的过程。

翟季冬：较往年我实验室都是男生情况下，我今年招了第一个女生。她非常厉害，在清华藏龙卧虎的计算机系中在整个年级排第一，前两天她拿到清华本科的特奖，听她说她大一的时候有的课程也学的很艰难，她一直很努力，绩点（GPI）也一直上升，最后是年级第一。她保研的前一两天我还和她当面聊了一次，她非常坚定的和我说她想读博士，从做老师角度我还是会很支持，能愿意投身科研确实也非常非常不容易。

李文斐：小凡老师还有季冬老师说的，女性可能保守一些，如果觉得不是百分之百把握，可能会更试一些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或者机会，这可能是导致“剪刀形”的一个原因。

颜宁：从能力角度来说，个体之间的差异要大于性别之间的系统差异，女同胞们大家不要妄自菲薄。另一方面，有些时候当你意识到确实有一些系统性的，需要对女性提供的帮助的时候，就应该大声说出来，并且是团结一批人说出来。你说出来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它可能只是小小的一件事情，但是造成的进步是绝大的，所以我们每年搞这个论坛也是不断呼吁大家提出问题、意识到这些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论坛的初衷。

论坛尾声

颜宁：我们到了论坛尾声，最后有请每位嘉宾和大家说一句话作别。

李文斐：我想对一些女性科学家或者科研工作者说，相信你自己，你肯定可以的，家庭和事业并不冲突，它们是可以完全融在一起的。

董欣年：做科学家是个特别高兴的事，尤其你是一个总是喜欢学新东西的人，在这里可以和我志同道合，而且和我一样特别希望学知识的人在一起，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不管男性女性，做科学家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

王小凡：做科学家这一行最大的好处是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你想做什么东西，你发现什么东西，基本都是你主动做的，我要有机会再有一辈子，我还会做这样的人，哪一行职业想做好都有困难，认准了好好干。

吴建平：首先非常认同做科研特别的自由、特别的享受，除了要做好自己的事业之外，我希望男同胞们对自己的另一半有更多的支持，男方也可以为女方做一定的牺牲，这样两个人在一起能够更好的发展是最好的。

闫浈：不要畏惧还没有到来的可能存在的困难，因为明天有可能是困难，也可能有惊喜，所以就做好今天的事情就可以了。

张哲：不要限定自己的人生。咱们社会和整个世界是越来越进步、多元的，你的人生有各种可能给自己更多的选择，让自己压力小一些。就是这样。

宋丹丹：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重要的是找到适合你的位置和适合你自己的生活。所以不管是自己职业的定位是怎么样的，要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状态和乐观的心态，都能活出比较精彩的人生。

翟季冬：科研是有乐趣的，它可以探索未知，满足你的好奇心。回到今天论坛的主题，我刚才一直在思考，其实我们都是科研伉俪，很多事情只要两个人多沟通、多讨论，其实办法总是会比困难多。谢谢。

颜宁：今天时间过的飞快，和大家聊的也非常开心。刚刚大家的总结不仅说了我们的关键词，这里既有女性科学家如何，还有伉俪彼此之间互相沟通、配合，还落脚到科研上，因为我也想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我经常想我作为人类的一员能替人类留下点什么东西，做科学家，你做出新发现的机率还是要大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做科研让我觉得很幸福，就是一种价值的体现。谢谢大家！

（本文首发未来科学论坛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