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地，病了

文|朱丽

来源：商业精选（shangyejingxuan001）

祸起疫情，北京菜篮子“新发地”于6月13日关闭。

这个号称亚洲最大农产品批发市场，会不会因疫情而外迁，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早在2014年，同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北京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被搬迁”的消息一样，新发地也被传言要迁到河北去。

这给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掌门人张玉玺添了不少烦忧。

“新发地和动批、大红门不一样，它是首都北京的核心功能。”张玉玺坚定地说，新发地一头连着农民的菜园子，一头连着首都的菜篮子，要确保北京3000多万居民的农产品供给，怎么可能搬到河北去？！

并且，新发地农产品交易量、交易额年年上升，是刚性需求市场，担负着北京80%以上的农产品供给。“农产品到了新发地之后，北京供应就是绿灯，否则有可能就变成黄灯或者红灯。” 张玉玺说。

但现在，历时30多年发展，开辟农产品流通模式的新发地却因一场聚集性疫情，让首都北京亮起“红灯”，进入紧急状态。

事实上，这些年它一直在发生着巨变。

但同时，作为农产品批发的流通渠道，其模式仍未能抵御疫情危机的摧毁。

从摆地摊到电子交易

疫情暴发之前，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如既往地红火。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它也一直没有休市。

在位于北京南四环附近的新发地市场，偌大的电子交易中心里面，电子交易员们时刻在忙碌着。因为在电子交易中心的大屏幕上，交易金额时刻变化，字幕滚动不停，24小时不间断刷新着蔬菜、果品、肉类、禽蛋、茶叶等交易的最新信息。

庞大的交易量，使新发地市场几乎成为全国农产品价格的“风向标”。

一直以来，中国农产品流通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致使农产品流通成本高、信息不对称，农产品价格常常起落不定。而电子交易模式，则在一定程度上可改善这个问题。

内部交易方式的升级是新发地的巨变之一。2010年就已经开始实施了。

新发地农产品电子交易中心，也是目前国内首个“农超对接”的第三方服务平台。

交易中心的主体是新发地市场的商户，交易依托现货市场，下游对接超市。来自全国乃至境外的农产品，通过此网络平台交易，可减少中间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

用张玉玺的话说，对于B2B的农产品交易，蔬菜水果不用拉到新发地，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即可帮助商户卖完，新发地则从中收取一定佣金。

这个科技感十足的交易中心，是新发地自身研发的系统，为农产品流通提供信息服务、电子交易、资金结算、物流配送、政府监管、质量安全追溯等六大解决方案。

“最终这里会建成农产品交易中心、价格中心、结算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未来还会一步步推进。”张玉玺说。

较之过去传统的交易方式，引进电子交易模式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进步。

看看现在，再回想1988年5月16日新发地刚成立市场的简陋场景，张玉玺很欣慰。当时，张玉玺和同村的15名青年用水泥杆、铁丝网当围墙圈起了15亩地，用15万元建起了一个自发的集市。

农民普遍蹬着三轮车到新发地卖菜，城里的商贩到这里来买，就像现在仍然存在于街边小巷的早市一样，随买随卖过后留下一片狼藉，市场很不规范。一年交易量也只有634万公斤。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很高的觉悟，说要建一个大市场，保障首都农产品供应，但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市场规范起来。”张玉玺回忆当年说。

办农贸市场，必须有一套规范的经营办法。

没有经验怎么办？

张玉玺亲自拉着一车蔬菜到内蒙古集宁去卖，从外埠市场获得一手资料；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他就向英国的农业专家取经，研究销地市场到底该怎么经营。

后来，由新发地统一集中场地和管理，向商户收取管理费的模式诞生并一直延续至今，交易量、交易额也随着市场的扩大步步攀升。

如今，为适应时代发展的电子交易中心运营至今也已有10年。

农产品批发市场看似很“土”，但新发地一直以来的探索其实并不落伍。

拥抱电商，应对互联网的颠覆

而对于B2C业务，新发地也早在2009年就开始向电商开战了，堪称业内最早的“触电”者。

第一站选择的是京东商城。

2015年，在京东平台上的新发地旗舰店，每天有100多单业务诞生，每周成交额在30万元左右，其中卖掉了60%的干果、40%的品牌水果。而像大白菜、土豆等易腐类蔬菜，销售微乎其微。

之所以呈现如此巨大悬殊，是因为农产品的特殊性，尤其是易腐类蔬菜、水果，在电商渠道很难达成有效交易。比如买一棵大白菜1块钱，快递送到消费者家里10块钱，这棵大白菜的身价就变成了11块钱，谁会买？

“但这必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一种新常态，我们得适应它。”张玉玺已然体会到，农产品电商来势汹汹，作为传统批发市场的新发地，“不可等闲视之”。

除了借力第三方电商平台试水线上交易以外，新发地市场内部同时也在尝试经营自己的电商平台，一些实力较强的商户已在电商渠道做得风生水起。

其中最好的要属稻香村，2014年其农产品实现交易额8000多万元，纯收入也有800多万元。

这使新发地不得不慎思电商的未来。“我们要建造一座电商大楼，将电商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商户集中起来，专门发展电商业务。”张玉玺说。

这个听起来时髦的计划，也是新发地2015年进行内部升级的重大举措之一。新电商大楼盖好以后，会有200余家新发地商户入驻，实现线上交易、线下发货的“双线交易模式”。

“如果B2B业务通过电子交易模式，不经过新发地即可将货卖出去，能够颠覆新发地的交易额，那么B2C电商则不会对新发地的交易额产生颠覆，而只是一种交易方式的改变，用电商的交易方式去帮助新发地卖农产品，总交易额并不会减少，而且销售还会不断增加。”张玉玺说。

已经70多岁的张玉玺，掌管新发地这么一个大盘子，身上毫无传统行业老板那种所谓的“互联网焦虑”，反而心平气和，对互联网、电商不仅不抵触，还有自己颇为理性的洞察。

他认为，电商必然是线下渠道有益的补充，线上线下融合会是一种常态，传统行业必须正确认识它。

从“销地市场”到“产地市场”

为了更加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新发地在2011年就开始筹划实施“内升外扩”战略。

除以上述中的“内升”，对于外扩，顾名思义就是要走出去，走出赖以生存的北京城，向全国乃至海外市场扩张。

通常来说，世界上有两种市场：一种叫产地市场，另一种叫销地市场。作为农产品流通企业，新发地是典型的销地市场，坐落于北京南城地区，肩负保障整个北京农产品供应的重任。

出身于北京丰台农村的张玉玺，经营新发地市场这些年感触至深。

从市场功能上看，成立已超过30年历史的新发地，的确如张玉玺对它的精确定位：是北京的“菜篮子”和“果盘子”。一天都不能“断档”供应，给新发地赋予了一个城市的重要“使命”：让北京居民每天都能吃上有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否则，北京要是供应不了，那就是政治问题。”张玉玺坦言，农产品供应可不是简单的民生问题，因为老百姓的餐桌供应关乎一个城市的安全（现在看来，颇为讽刺）。

一个颇为“惊险”的时刻至今让他清晰记得：

2010年1月，北京连降三天大雪，时任总理温家宝想看看北京的食品供应到底能不能跟得上，亲自到新发地探访。特别是当看完新发地市场储存海南蔬菜的冷库后，温家宝随即提出：北京下三天雪，新发地能保证农产品不断档，但是，北京若连下7天雪，北京高速公路被封，你们是不是也要做好更长期的准备？保障一年365天都能充足供应？

这个极其苛刻的要求对新发地是个重大考验：要保证365天农产品持续供应，不逊于打一场市场持久战。

在新发地成立以前的1985年，北京的人口总量不过1200万。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北京市场的农产品供应，原则上是“近郊为主、远郊为辅、外埠调剂”的策略，并由北京的二商局来主管农产品的供应问题，十分有限。

改变封闭、沉闷的新发地命运的日子是在1985年之后。

当年北京的一个新政策是土地分田到户，二商局不再收购蔬菜了，而随着一句“打开城门，放开价格”的响亮口号落定，农产品市场由此全面打开。

新发地也放开了经营的步子。邻村、邻县、乃至外省市的商户开始涌入新发地。

新发地占地从15亩地开始，如滚雪球一般越做越大，到如今已扩展至1820亩。到2019年，新发地交易量激增至1749万吨，交易额达1319亿元。

在全国数千家大大小小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中，新发地连续17年交易量、交易额均名列第一，并且已成为全国农产品销售的一个重要集散地。

但事实上，如何保证一个拥有3000万人口的大都市供应一年都不断档，对新发地仍然挑战不小。

新发地的农产品基本是输入型的，也就是自给率不足10%，而超过90%的全靠外埠供应，这通常导致供应量处于被动局面。

“外埠供应怎么来，我们不能像姜太公钓鱼，靠愿者上钩。”张玉玺说。

新发地外扩的目标，就是在全国各地布局“网点”，建立并拥有自己的农产品基地，消费者什么季节吃什么菜，新发地必须做到心中有数。

这促使新发地开始到全国跑马圈地。

2015年，新发地在全国市场建立了200多万亩农产品基地、10个原产地市场。

光是在水果丰富的海南新发地，就圈了1万多亩。由新发地入股，当地农户负责种植，每年为新发地提供3000多车的农产品供应量。

不止在海南。在甘肃有武威新发地，内蒙古有赤峰新发地，山西有大同新发地，湖北有襄阳新发地，而在比邻北京的河北省，也于2014年建立了高碑店农产品物流园。

位于河北高碑店的新发地农产品物流园，将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承担更多的是疏解功能。比如：将海南新发地或者来自菲律宾的青香蕉，先运到高碑店物流园，熏熟以后再进入新发地市场，每天只需保证25000箱的供应量即可。

原产地直供，正是新发地能够保证北京农产品持续稳定供应的重要原因。

张玉玺说，到新发地市场走走看，冬季可以吃到新鲜的“南菜”，其供应量占50%；而在7、8、9三个月，农产品供给的来源则是北方蔬菜，供应量也占到了50%。

“因为有固定的供给来源，可保证消费者不同的时间吃不同的蔬菜，不同的时间吃不同的水果。”

与之配套的重要措施是，为了增加市场的自给率、可控率和调控率，新发地于2010年就开始研究建立一个储藏量高达12万吨的现代化冷库，用以保证农产品流通环节的畅通，从而保证菜价的稳定。这个冷库于2015年10月建成。

现在，“走进新发地，吃遍全中国”，几乎成为新发地的写照。

不仅如此，每天还有来自境外几十个国家的水果，也源源不断地进入新发地市场。

产销对接，搞农业“定制化”

产销衔接不畅，是中国农产品流通的另一大难题。

“北京要吃上全国的蔬菜，我得先去市场探探虚实，了解菜是怎么种的，农产品质量到底怎么样，怎么帮农民卖出去，我好心里有底，同时也给他们一些指导建议。”

张玉玺认为，做农业不能光坐在屋里说白话，跑市场才能得出市场的真知。

“现在一说到哪个地方的蔬菜，我马上想当时是什么情景；一说是哪个地方的水果，我脑子里马上浮现它在地里是怎么长出来的。”他笑称。

原因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张玉玺足迹遍及全国，走访了上千个农业大县，与数百位县委书记交谈过，收获很多。

以安徽长丰出产的草莓为例。

这个遍布当地21万亩的草莓园，采用反复轮作的方式，也就是今年种草莓，明年就种水稻，以此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更有意思的是，每个草莓大棚里均放置一箱蜜蜂，每天中午将蜜蜂从蜂箱里放出，让蜜蜂们在大棚里授粉。按照常理，如果有农药残留在草莓上，蜜蜂马上就会出现大量死亡。而在长丰草莓园里并无此情形发生。以此可以推断，这里草莓的质量是安全可靠的。

与这样的大客户合作，对新发地提升交易量和交易额是双丰收。张玉玺为此三次造访长丰草莓园，从2004年开始引入长丰草莓以来，销量源源不断。

长丰草莓每年在新发地市场的供应量达数万吨，最高峰时占草莓整体销售的50%以上。

像这样的大客户合作制，还一度被新发地复制到了缅甸、老挝和越南。

由于看中了这些国家的西瓜丰富，新发地通过在当地租地建产地市场，种植了大量西瓜，并请当地人进行本地化管理。

虽然运输成本上稍贵一些，但相比之下，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都比在海南要低很多，仍是一门划算的生意。

选定一些区域市场，培育出有特色的原产地市场，不仅使产销对接更接地气，而且确保新发地农产品的“全面开花”。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张玉玺眼中“中国农产品必须走规模化经营”的方向性探索。

除了产销对接外，新发地还有一个更现代的探索目标——订单式农业。

“新发地通过自己的产地市场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直接供应给沃尔玛、家乐福、华润等大卖场，销售一年即可掌握每个单品有多大的需求量，而新发地则可按照这个定量去生产。如果每年都按此规模定量生产，那么就可有效地调配市场需求。”

在国外，很多国家都是订单式农业的推行典范。但目前在中国，农产品是先生产再到市场上去卖，通常导致生产和流通脱节。

“未来的方向是发展订单式农业，让种出来的农产品不愁销路。”

但张玉玺没有想到，新发地成于模式，却疏于管理——直接被一场聚集性疫情摁倒。

新发地的“病倒”，也引发公众质疑与争议：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该不该继续留在繁华都市的中心？

其实，这并不是争议的核心。

留给新发地最核心的问题是，农产品批发市场作为一种流通渠道，如何进一步使用智慧化的手段提升管理水平，供应链全程可追溯，保证“不出事”。

（本文经授权转载，文中观点代表作者观点。）